了下来。

　　不过，便是那一次，孙可望也没有颁布诏令，禁止书院结党，取消正在推行的各省公民议会。他知道，回民暴乱的根不在这里，只是有人借着这项改革在闹事。若是这次关乎体制变革的运动停了，或许就没有再重启的机会了。

　　而且，这次暴动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公民议会是可以反映各地民声的，平定叛乱之后，孙可望也随即命人着手处理陕甘，乃至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土地经济问题，华夏的整体民族意识思潮，***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传播问题更是开始成为了被重点关注的问题。

　　极端的中央集权虽然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掩盖许多问题，但它会使得那些不必需的，不严重影响统治的问题在酿成大祸之前，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毕竟，百姓需要什么，只有他们自己能决定某些东西的时候，才能及时被提出，被看到，然后得到解决或者关注。必须是他们来赋予权力，而不是等待权力主动来关怀，这也是孙可望要推行体制改革的原因。纵使是后者，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更不要说前者。

　　“那些工匠闹事，冲击朝廷大军，都是这些人弄出来的，还有那个王夫之，黄宗羲，张彦成，江兆丰，一个个身为朝廷命官，却和那些乱党狼狈为奸，内外通和，还有周瑞那家伙，领着朝廷的俸禄，帮的却不是朝廷......”

　　白文选不理解什么思想自由，制度民主，他只知道，这些人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孙可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虽然孙可望在这些人引发暴乱，触犯律法的时候，允许衙门，甚至是军队出动镇压，但最终的审判，却是交给了“大理寺”——这个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机构。

　　而大理寺那十个终身任职，权势滔天的“少卿”，对于任何压力都几乎无所忌惮，只管他们的法律条文。毕竟，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三司改革之后，大理寺拥有了关键时候调动各地衙门，以及京城刑部的所属的军事力量的权力。

　　这便是孙可望为了体制改革所设置的保险了。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相信自己，更不希望他所设立的一系列制度在死后被废除，最终白忙活一场。

　　所以，他从法律体系和法律机关着手进行改革，给予了三司极大的权力，希望的就是用法律把改革的成果确立下来，也保护下来。

　　当然，三司的最高长官，还是皇帝选的，而最具权势大理寺十大少卿，也是由大庆皇帝亲自任命的。只是一旦任命之后，除非被其他九个大理寺少卿认为犯下重罪，不然皇帝也无权罢官。

　　孙可望极大的收缩了朝廷各部门的权力，他只在“法律机构的重塑”和“普及职业教育”和“发展科学教育”上主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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