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用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了。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考察的重心是体制安排的效率，“公正”主要是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课题，当一个社会决定为了“公正”或其他社会价值目标而有必要牺牲一些效率的时候，原则上经济学是无权反对的。

　　可是，经济学的逻辑却不能被无视，因为当经济效率被牺牲得太多的时候，无论被尊奉的价值理想多么诱人，这种体制最终是难以为继的。

　　公亦不公，不公即是公。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免费如果不能有足够的资源所支持，那天平就会倾斜。

　　当社会福利覆盖面越来越广的产品或服务由政府作为社会福利近乎免费为国民提供时，一方面政府需要向国民课以超过50%的平均税率为这些公共服务的生产提供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在承担着如此税负的同时，由于享受福利成了一种国民权利，国民对于这些服务的需求必然得到很大的鼓励。

　　于是，这类服务的生产不得不相应扩张，财政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必定受到损害，而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增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从私营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福利的生产中，从而造成产业结构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扭曲。

　　依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想象得到，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体制的长期后果必然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激励的扭曲和疲弱，以及政府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

　　由于资源、包括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稀缺的，竞争和机会成本原理就总会起作用。

　　“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

　　而且，在社会福利近乎“免费”地向国民平等开放的情况下，享受权利的人们还会付出另一种代价，即排队等待的代价，许多拥有权力和关系资源的人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经营关系和寻租的行为必然得到鼓励。

　　逻辑简单明了，只需要把握相对价格原理，理解机会成本和经济租的概念，就不难想见福利国家模式的经济后果。

　　二十年时间，瑞典政府赤字急剧增长，仅仅1985年的国家债务增长为就达到了1975年的10倍。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为了促进出口，瑞典克朗汇率一再贬值，使得通货膨胀的形势雪上加霜。十国集团签订华盛顿协议前后，克朗汇率在1976年贬值了3%，在1977年先是贬值了6%，后来又一次贬值了10%，1981年贬值了10%，1982年接着贬值了16%。

　　直到1991年，克朗单方面与埃居挂靠，执行固定汇率制。

　　闭着眼的德鲁肯米勒睁开了眼睛，棕色的眸子划过一道精光。

　　同在欧洲，瑞典和芬兰面对着同样的资本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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