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先后在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工作，这期间，郑先生博览群书，也写了诸多著作，而，抄录敦煌文书也只是他其中一部分工作。”
郑振铎啥人？头衔很多，但苏亦更加熟悉他翻译的飞鸟集。
“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自费到图书馆去抄写敦煌卷子。然而，国内的学者去抄录这些文献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难。”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就算屡遭拒绝，国内的学者也没有放弃在海外抄录敦煌文书。
除了浦江之外，同样还有学者继续前往大英博物馆抄录文书。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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