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便不知从哪弄来了一辆极具复古风格的福特老爷车，并将钥匙交到了李墙的手上。

　　李墙则二话不说直接坐进了驾驶室，载着海棠离开了酒店，很快便将车子轻车熟路地开到了港大门口，然而两人此行的目的地却并不是港大，而是与港大校园仅一墙之隔的古籍图书馆。

　　其实这座图书馆原本的名字叫冯平山图书馆，是由“太平绅士”冯平山出资捐书，香港华商总会建议增办，于民国二十年破土动工，次年落成的一所破局规模的图书馆。

　　至于为什么被改叫古籍图书馆，还得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全面爆发说起：彼时日军公然入侵上海，国难当头之际，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选择了逃离，走的时候自然免不了要带上金银细软。

　　但是那些价值堪比国宝的珍贵古籍对于那些已经准备逃亡的人们看来，无非就是一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陈旧故纸而已，故而鲜有人去特别关注。

　　其中就包括藏在南京中央图书馆的三万册古代善本书，就一度被许多人忘得干干净净。

　　殊不知这些古籍，可是当时的我国众多文化界人士，多方设法，花巨资购买的，不仅价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代版的罕本或绝本，一旦遗失，将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憾事。

　　故而设法为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贵书籍谋求一个安全的出路和安身之所，成为当时郑振铎、徐森玉等人心中的头等大事。

　　当时，最理想的办法是将这些古籍直接运至中国大后方，但鉴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险恶的时局，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而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先将书籍运到香港，再转至缅甸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这迂回辗转艰辛之路，确实费了当事者一番苦心。

　　可是，书寄到香港，总需要有一个绝对稳妥的接收的地方和联络人才妥当。

　　最后经多方考虑，冯平山图书馆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郑振铎等人的考虑范围之内，很快便将其确定为这批珍贵古籍的绝佳中转安置场所。

　　之所以选定这里，不光是因为恰好当时郑振铎有熟人在港大任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彼时的军统，已经秘密地将联络站设置在了图书馆里面。

　　有了这样的双重保证，冯平山图书馆自然就成为了接收并存放这批古籍的最佳地点。

　　于是从民国二十七年起，郑振铎与徐森玉便将古籍分批次先后一包包地邮寄到了冯平山图书馆。

　　要知道战时可不比和平年代，无论是路上的运输还是寄送和提运全部都成了一道道横在中间的阻碍，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古籍，寄书者只能力求尽快寄出，以摆脱险境，来不及加以整理。

　　因此，当书籍到达冯平山图书馆后，还需要整理才能发运到缅甸仰光。

　　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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